陆士华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离不了……”我们打小儿就会唱这首歌。那时人们常说的话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缝缝补补常常用到袜板、顶针和锥子这些工具，它们是那时几乎每个家庭勤俭持家的传家宝。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在每家的针线笸箩里，都不难发现这几样东西。 

　　袜板是我母亲常用的做针线活儿的工具。母亲是四川人，我不知是不是那个时候四川人都是这样，每次买了新袜子，还没开张穿一下，就把袜子的前后跟剪掉，换上一个新的加厚的布袜底。布袜底是用双层布缝制的，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针脚。这样的袜底，自然不如原袜子软和舒服，于是，我就埋怨母亲，为什么不等把袜子穿坏了再加这个新袜底呢？母亲不说什么，却依旧行事。全家七口人，不管给谁添新袜子，她都会给新袜子剪开，赶做新的袜底。后来，似乎是对我和哥哥尤其关照，我们穿的每双袜子，都有这样的袜底。男孩子无论穿什么，总是比女孩子要费，因而也就需要弄得更结实一些。 

　　那一年，母亲随父亲搬到国家机关在河南的五七干校，让我处理家里剩下的所有杂物。其中有个袜板，舍不得丢掉。我那时插队去了东北，学东北老乡穿毡靴（毡嘎达），或者大头皮鞋，鞋里絮乌拉草，柔软暖和。穿脏了，穿出脚臭味后，就丢掉换新的乌拉草。袜子都不用穿，还用什么袜板？于是我把这只袜板送给了去内蒙丰镇插队的同学。五十多年后，这个同学见到我，还提起那个袜板。他说把袜板带到了农村，回城后又带回城里。一只袜板会伴随我们走过这么长的人生路程，皆因勤俭精神已经牢固地扎根进我们的生活。 

　　工作后单身的日子，也往往要补袜子。没有袜板，就往袜子里塞一团报纸。最理想的是往袜子里塞一只灯泡，觉得挺好用。 

　　做针线活儿离不开顶针，这也是针线笸箩里的主角。不久前看到一篇回忆顶针的文章，看得我鼻子发酸。作者说：虽然母亲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首饰，可她的手指上并非光秃秃地甩着十个粗大的指头。在和母亲相伴50年的岁月中，母亲手指上有一件东西一辈子都不曾离开她须臾——这就是那枚灰白色的顶针。要是退一步讲，非要找出母亲戴过什么首饰，那这枚顶针算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件“首饰”！这个人说出了天下人母亲的形象。那时候，谁不是这样？一看到顶针，就联想到母亲的手，就彷佛看到了母亲在灯下为一家人缝缝补补的样子。 

　　许多妇女确实是把顶针当戒指戴的，从早到晚顶针不离手。这原因，一个是停下来总有干不完的针线活儿，一个也是为了方便，不至于到了用时到处去寻顶针。在一些农村，有些妇女为了方便，戴的是帆布或羊皮手指套。有的套食指、中指两个手指，有的除大拇指，其余四个手指全套着。这样就不止是做针线活儿，也可以辅助做其它的活计，比如使剪刀、锥子，编筐子、拉风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陇东高原工作时，到一孔窑洞串门，那家媳妇戴的就是羊皮的手指套。看她们似乎未曾摘过手指套，因为她们手头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 

　　到了上中学，也学着缝缝补补，缝扣子，补袜子，补衣裤，甚至补鞋。开始不习惯使顶针，但被针戳破几次手指，不得不用，也慢慢学会了使用它。 

　　在民间故事里，顶针被赋予了教育意义。说顶针谐音顶真，就是较真的意思。凡事就怕较真，只有较真了，就能做好任何事情。我想，人们对顶针的这种重视与好感，来自人们对勤俭持家的赞美之情。 

　　锥子也是当时针线活儿不可或缺的工具。那时锥子最多的用处是做鞋，自己去纳千层底。千层底当然没有那么多层，但手指头厚的鞋底，即便用锥子去扎针眼，也是非常吃力的事。后来不兴自己做鞋了，锥子不再是母亲做活儿的工具，但却成了我的常用之物。 

　　我常常用锥子来补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的孩子爱穿松紧口的懒汉鞋，简称懒鞋。塑料底，条纹布面，方便好看。男孩儿费鞋，穿到第二年就会出现毛病，不是哪儿开线了，就是前后跟儿破出个洞。开始是到鞋摊儿上去补，前跟或后跟打一个补丁两角钱或三角钱。补鞋师傅往往答应立等可取，就拉过一只马扎坐在一旁观摩他的手艺。这么看看也就学会补鞋，只要不太复杂的活儿，就自己找块皮子缝补上了。加上布鞋本身就好补，容易穿针引线，所以也就常常自己动手。那时候爸妈并没有刻意教育我如何节俭，要我学会补鞋，自己就觉得，这点儿事自己能办，到外面花钱去弄不值得。 

　　缝鞋总是比其它的针线活儿吃力一些。针粗线也粗，光是锥子还不够使，还得用钳子拔针。我就不知弄断了多少只大号的粗针。 

　　那时我装订本子或修整旧书，也常用到锥子。有的书比较厚，锥子扎不透，就用细小的钉子敲出一个眼，然后把曲别针截出一段穿进去，弯成一个订书钉。这么修补好的书，结实耐用，再也不会掉页。 

　　上网搜寻，现在依然有卖顶针和锥子的，但不见袜板的影子。现在很少能看见人们穿打补丁的衣服，想来补袜子人也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