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春良

　　为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始终不变的初心，国家发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以及由此积聚起来的民心民意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以“八项规定”破题，正风肃纪，打虎拍蝇，赢得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实践证明，只要始终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深得民心，我们党就将无往而不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们要时刻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并贯彻在实际行动中，这样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联系我个人的经历，讲一讲为人民服务的体会。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却都有着一颗纯朴、正直、善良的心。从小，父母就教育我和兄弟姐妹们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要“立志高远，不要鼠目寸光”，“在利益面前不要只顾自己，要想到别人，要学会将心比心，吃亏让人”等等。

　　我父亲是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建国初期曾常年任生产队长。有一年的一天夜里，家乡发洪水。他得到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先将生产队的牲畜和农具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大堤上，然后再和家人抢救自己家的家具、衣物和粮食。结果，生产队的东西保住了，自己家的东西却被洪水冲走了。父母的不少言行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有一定的影响。

　　1958年，我初中刚毕业就响应党保家卫国的号召应征入伍。我为找到能培养锻炼自己的“革命大熔炉”和为国家为人民做些贡献的机遇而说不出地高兴，在北京警卫部队服役参与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更使我感到无比自豪。

　　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总是将心比心，主动伸出援手。刚入伍不久，有个老乡从河北老家来北京办事，到部队看我。我得知他带的钱不够，联想到我在保定上中学时因家里穷，百里路程只能徒步往返的经历，立即从我每个月仅有的6元津贴费中取出5元给他当路费。后来，从我老家到北京看病办事受到我主动关照的乡亲还有很多。有时在路上遇到乞讨的人，特别是残疾人，我一般都会给点零钱，有时走过去了，发现没给钱就又返回去，否则我心里就有些不安。

　　有一年，我在团机关下连工作组工作期间，了解到一名战士因母亲患病无钱治疗而整日闷闷不乐。我通过连部文书查到他的家庭住址，以战士本人的名义向他家汇去30元钱。那时，我的月工资只有70元，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费主要由我承担，还要奉养在老家年迈的父母双亲。

　　我在任团干部股长期间，在努力做好正常的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注意帮助本团广大干部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如多数随军家属由农村到城市，没有工作需要就业，有的干部和爱人两地工作需要解决分居的问题。经我和我们业务部门积极与当地有关部门和单位领导联系协商，很多人的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对长期在外地进修学习的同志，他们的在京家属子女我也十分关注。如有一位在西安政治干校学习的干部，他爱人生完孩子还没有满月，一天深夜，孩子病重，他岳母和妻子非常焦急。我听说后立即向团里要了辆车亲自送他们到医院就诊，从挂号、请大夫诊断、检查治疗、交费都由我一人办理，等到处理完毕，孩子的病情稳定，回家时天已经亮了，没休息一会儿，我就照常上班了。

　　我退休前长期从事人事信访工作，信访工作是一项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工作。来访对象来自全国各地，有在职的，有离退休的，有领导干部或专家教授，也有普通职工和平民百姓，不论来访者来自什么地区、行业，是什么身份，我都对他们一视同仁。首先，耐心听取其反映的主要问题和个人的意见要求，而后有针对性地解释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对个别政策把握不准的及时向部内有关业务司、处请教。注意做好来访人员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主动放弃一些有违政策规定的不正当要求。对于一些属于党和国家政策解决范围之内的申诉，我一般动员其回当地反映。有的申诉材料冗长或杂乱无章，重点不突出，有的带有过激的不满情绪，为便于有关部门了解和处理对其提出修改意见，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有时亲自帮助修改。必要时以电话和有关部门或单位进行联系沟通，请他们根据来访人员反映的问题，在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和当地有关政策妥善处理，个别问题可能需要不止一次地与地方沟通和协商。对个别无理纠缠、耍赖、狡辩甚至谩骂往脸上吐口水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同时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据了解，经我接待的来访人员中确实有一些人的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或者部分解决，经常有人当面表示感谢，写信的、送匾的人有，送钱给物的也大有人在，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比如吉林省公主岭市一位老同志的问题解决后，他将一麻袋东北优质大米，通过火车托运给我。那时我拿着取货单专程到东郊货运站取货以后，又当场办理了退货手续。虽然自己搭上了时间，还搭上了返程运费，但我问心无愧。

　　湖北省十堰市一名同志来上访，见面后递给我一个信封，我以为是申诉材料，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两千元现金，我当场退还给本人并对他进行了批评。

　　上海市一位女同志有意在接访室丢下了一个小包，等我忙完，打开一看，里面装有一套看上去价值不菲的男士剃须刀。里面有一纸条，上面留有姓名、单位和几句感谢的话语。我想退回去可再也找不到人了。后来，在每年一度的全国人事厅局长会议期间，我托上海市人事局的同志把东西退还给本人。

　　河南省孟县，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大姐为报答我帮助解决她丈夫上访的问题，背了十多斤黄河鲤鱼、五六斤的香油，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要送给我。我考虑到若不收再让老人家背回去，一是让其再次受累，我于心不忍，二是时间拖延长了，食物可能腐烂变质，造成浪费。经过和时任处长的梅光华同志商定，我们将实物折价由信访处几个同志出钱买下，把钱退还给她。老大姐颇有感慨地说：“你们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就是不一样啊！”

　　在长期的信访工作中，有不少来访群众被我真诚待人、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打动，像对知心朋友一样对我。我离岗多年后还有人通过不同渠道与我取得联系，不是要我再帮他们解决什么问题，而只是想见见面，再说说心里话。有个名叫鲍季镛的革命老前辈，她1942年以前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过去艰苦的战争岁月和白色恐怖下，因生孩子和原来组织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冲击，被迫调到内蒙古，被打成残疾，落实政策后才安置到北京。她要求查清间断工龄改办离休，对她反映的问题，我曾多方联系，并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但因时间久远，人员变动太大，多数当事人已不在世，不便查清她申诉的问题。虽没有最终解决问题，但她对我还是感激不尽。在我离开信访岗位后，她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急切地盼望在她临终前能和我见上一面。有一次在地坛公园，她坐在轮椅上和我偶遇，喜出望外，那年她已90岁。我们联系上后，她专门为我买了养生保健的书，加上她看过的保健书籍有几十本要送给我，我怕一本都不要她会伤心生气，就收下了几本，这是我第一次无偿接受来访人员的礼物。我想我收的不仅仅是几本书，而是一片淳朴的真情，是一颗真诚的心，这才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