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俊

　　我今年83岁了。1961年，我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业。我家从我父亲开始就是单传，我的社会关系极为简单，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姑、姨。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军队，第一年是学员第二年定为中尉正排。我所在的单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属的防化学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我被分配到第二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专为原子能事业服务。我所在的研究室是专门研究清除原子弹爆炸后所产生的废物中的放射性射线对人体的伤害，研究当时从苏联进口的探测仪器测量数据的准确性能否适应实战需要，还需要有哪些改进的地方以减轻重量，便于携带。核爆炸中所产生的放射性元素含有α、β、γ射线，穿透力极强，有的半衰期能达到几十年，如果进入到人体内，一辈子也排泄不出去，带电粒子在体内具有电离作用，危害极大。清除的办法有很多，从苏联进口的探测仪就是用来发现和探测含有这些放射性元素的，便于携带，便于操作。

　　1965年，我国在新疆罗布泊上空进行了一次空中核爆炸实验。当地又被称为“无人区”，实际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沙漠。试验前，在爆心不远处建立了如同城市般的各种建筑物，楼房、桥梁、各种管道等，房子内摆设各种商品还有各种动物，值得注意的是有很高大的猴子，用来模拟人体所受的伤害。各军兵种下属单位、全国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派人参加，参加人员于1965年3月齐聚在新疆的一个小镇向马兰出发，我们都穿上了军用黄棉大衣，直奔天山山脉。

　　为了保证安全，车上有两个驾驶员。道路两旁都是茂密的森林，道路崎岖不平，我们前面的一辆卡车就掉入了山涧，车上的六个人全部牺牲了。经过两天一夜的路程，大家到达了天山脚下。看见那有两米多长的冰棱，从山上直直地挂下来，真是罕见的奇观。我们到达了一块比较宽敞的地方，这时司令部命令全体人员暂时休息两小时再启程。

　　到达基地司令部所在地马兰，我们休息了一夜。然后大家带着行李就直奔核爆炸现场，开始了体能训练。每人都穿上用橡胶做成的防毒衣，戴上防毒面具，开始负重五公斤的跑步训练，而且这种训练是在戈壁沙漠高原上。到了晚上我已经是精疲力尽，腰酸背痛。晚上还要搭帐篷，那里的风力太大了，有时风力可以达到八级以上，如果帐篷的四角用木楔钉得不牢，连帐篷都掀飞了。这种体能训练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不合格者还要继续训练。那年我才29岁，这种高强度的负重跑步训练，我还能完成任务。

　　说起伙食，我们吃不上蔬菜，吃的大部分是罐头，很多人排便很困难。最初感到罐头很好吃，时间长了不爱吃了，肠胃感觉很不舒服。

　　试验的场地是一片上百平方米的平原，周围是一个圆形的山岗，指挥部要求参加核试验的人员都蹲在山岗上抱成一团，背靠炸心低着头，闭上眼睛。不大一会儿，我们就听见飞机来了，在场地上空飞了几圈，然后就听见雷鸣般的一声——飞机投弹了，蘑菇云在空中升起。霎时间各路人马以极快的速度跑到山下登上卡车，开到现场，开始各自的实验项目。

　　为安全起见，每人身上都带一个防射线的剂量块。我手提一台探测仪，用探头轻轻地接触地面。当我走到接近炸心的地方，也就刚走一百多米，我感到身体发软，走不动路了并开始呕吐。当时，经过随军医生的检查白细胞下降到极低的数值。向上级汇报后，上级命令我立即下场，回到马兰后没停留就把我转送到北京。我住进了解放军309医院，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我的白细胞恢复正常数值，医院诊断可以出院了。

　　当我看电视剧《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时，感想甚多，我也经历过那样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为国家富强，加强国防实力，努力工作，日夜操劳。我大学毕业后参军，十年的军队生活养成了我对党组织的忠诚，对同志的热情厚道。现在我83岁了，多病在身，但现在赶上好时代了，我要保重身体，好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