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春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的历史使命非常崇高、伟大艰巨，需要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毛泽东主席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这一教导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曾经历过饥寒交迫的苦难岁月，这样的经历也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激发了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我从小就受到党的培养教育，1958年入伍，1959年入党，那时我就坚定了永远跟着共产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

　　我深知党的伟大事业是异常艰巨、复杂的，而我们每个人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为共产主义革命大厦添砖加瓦。也许我个人的贡献，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微不足道，称不上大厦中的砖瓦，我想哪怕是砖瓦中小小的一粒沙子也是有价值的。多年来，我正是抱着这样的理想和愿望来完成党交给我的各项工作和任务的。

　　我入伍后所在的部队是北京卫戍区所属的警卫部队，就驻在北京市内。刚入伍就赶上“大跃进”，执勤训练非常紧张繁忙。真是像有些战友所说的“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白天军训摸爬滚打，晚上还要执勤站岗，时而夜间搞紧急集合跑步拉练，每周就一个休息日也往往被训练和公务活动所占用。我因小时候营养不足，身体发育受到一定的影响，体弱多病。同样的军训和工作任务别人可能付出八九成的努力就能完成，我得付出十分的努力才行。我并不因客观身体条件不好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当战士时除了和大家一样参加执勤训练外，还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办连队黑板报，鼓舞部队斗志，活跃部队文化生活。

　　我当战士两年多后又被任命为连队文书，那时部队的开会、评比、竞赛特别多，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加班加点是习以为常的事。一般晚上九点熄灯休息，我休息都在晚上十点以后了，有时要加班到十一二点甚至夜间一两点，记得有一次为完成工作任务曾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

　　那还是1963年的春天，党中央为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颁布两个十条政策规定，简称“双十条”，后来被毛主席起草的二十三条所取代。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干部和军队高级干部亲自下基层宣讲，当时我所在的团有两位军队高级干部来宣讲。一位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同志（大将），到六连宣讲；一位是时任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同志（中将）到我们三连宣讲。蔡部长在我们连分三次才宣讲完，那时没有录音机和打字机，全凭记笔记。我当文书做笔记，义不容辞。之后，蔡部长要带讲稿到外地，要求我三天内将讲课记录整理出来。为了讲稿尽可能的准确完整，他的秘书对我所做的记录进行了修改和补充。笔记本来就潦草杂乱密密麻麻，修改后的笔记杂乱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这项工作别人不便协助，只能靠我自己，而且还要字体工整清楚，内容尽量准确无误。我怕完不成任务，不敢有半点懈怠马虎，不敢休息片刻。捏笔的手累了疼了就甩一甩，困了就用冷水冲冲头，就这样夜以继日地连续抄了三天三夜才按时完成任务。

　　当文书期间，我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连队为搞好伙食，也为国家节约部分开支，还在郊区清河自己种菜养猪。为了养好猪、种好菜，使大家吃上绿色食品，我们连部工勤人员和有关干部战士自觉组织起来，多次利用北京市内车辆行人少的夜间，人拉马车送大粪和猪食，一夜往返三十多里。虽然苦点累点，但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从革命大局出发不怕苦不怕累，不患得患失，无条件服从工作需要是对共产党员的考验。

　　我在部队工作22年，在连队当过战士、文书、班长，在营部当过书记，在团机关当过保密员、军务参谋、作战参谋、干部股股长，在部队医院当过干部干事，下连挂过职，“文革”中也支过“左”。其中在干部股股长职位上干了八年之久。总之，党叫干啥就干啥，让干多长时间就干多长时间，放到哪里都是专心致志工作。

　　1980年，我转业到国家人事局工作。因信访工作急需工作人员，我还没办完转业手续就干上了信访工作。当时领导也说你先干着，过一段时间再调整。那时，处理来信在局机关，接谈来访在距离机关较远的另一个地方。接谈室是一个没有隔断的大平房，几个人挤在一起工作。说话声音小了对方听不清，声音大了互相干扰。来访人员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比较通情达理，有的不懂政策，要求过高，言语偏激。有的无理纠缠，不让按时下班。甚至有个别人对接谈人员答复意见不满，往工作人员脸上吐口水、扔砖头。因接谈室离机关比较远，接谈人员吃饭要到街上找餐馆排队买饭（那时餐馆较少）。上午接访，下午处理来信，每天两头跑，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是如此。经常不能按时下班，长期不能午休。工作辛苦，还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被一些人误解和歧视。对此，我没太在意，不予理会。一年多之后，有个业务司点名想要把我调走。我当时的直接领导坚决不放人，并说：“要这样挑人，我也不干了。”我从革命大局出发，无条件地服从工作需要，没讲任何的怨言。

　　1982年机构改革，组建劳动人事部，人事信访工作人员进行了一些调整，我没向任何人提出调整工作的要求。

　　1998年，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人员精减，我主动向组织上提出下岗，意在把编制让给年轻的同志。但我和其他同志不一样，他们下岗即回家休息，我下岗不离岗，还继续留在信访岗位上工作。2001年2月我办理退休手续回家休息半个月，领导又返聘我做信访工作，直到2009年年底解聘，那时我已经70岁。无论在编还是不在编，在职还是返聘，我都能以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来要求自己必须勤奋、敬业，艰苦奋斗，勇于进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具体工作情况就不在这里叙述了。

　　我一生工作平凡，道路曲折，始终充满艰苦奋斗，令我最难忘的是参加工作初期，在党的培养教育和领导下，经过个人的主观努力，有了一定的进步，取得了一点成绩，组织上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鼓励。我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第三年就成为连队唯一的战士支委，曾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受到师团嘉奖，曾先后出席过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军区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大会，分别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代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集体合影留念。无论奖赏还是贬薄，我都能一如既往地努力奋斗，离岗回家后也注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特别是身边的同志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发挥正能量。

　　我认为人的身体素质有不同，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只要心中装着党和人民，牢记党的历史使命，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胜不骄，败不馁，就是好同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回顾我的人生道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问题和值得吸取的教训，但我不遗憾，因为我在坚定不移的大目标下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