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士华

　　我搬离北京的胡同已将近40年，虽然只在四合院里住了三四年，却忘不了小院里的温馨故事。

　　我住的那条胡同老名叫羊尾巴胡同。北京人说羊尾巴，不说“羊伟巴”，而是“羊已巴”。羊尾巴胡同清朝属镶白旗，民国后沿称。这条羊尾巴胡同在北京国际饭店往北一站路的地方，出了胡同东口，紧挨着“火烧赵家楼纪念碑”，也就是紧挨着赵家楼胡同。胡同内皆二三进院大宅门。解放后，这些大宅门大部分被中央和军队没收征用。

　　我住进这条胡同的时候，它已有新名。北京市整顿地名，羊尾巴胡同留了一个“羊”的音，雅化成阳照胡同。

　　我是单位分房分到阳照胡同的。我住的那个四合院，是个二进院子。也有个门楼，门楼的两侧，也有一对儿抱鼓石。往里，进了大门迎面一座影壁墙，外院和里院隔着一个二道门。

　　一搬进这个院子，就欣喜地发现在我们前院有一棵大枣树。枣树是生在外院的，树冠却高过屋顶，覆盖到里院去。

　　外院连我家住了三户，都是年轻人，每家都有一个两三岁大的孩子，是前后脚儿搬进院的。看着枣树一天天变化着，开了小花，露出小枣，又渐渐长大，大家的话头都透着喜悦。枣儿越来越大，越来越红，越来越诱人。找那树枝低一点的，蹦个高儿，偷偷地够几个下来，搁进嘴里，脆的，甜的，绝对的上品。这枣树最可人爱的一点是，不长虫，不挂“吊死鬼”。

　　前院三家因为孩子都差不多大，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儿。夏季天，屋里热，晚饭就都搬到小院里吃。小板凳，小炕桌，大人们边吃边聊，孩子们就东吃一口西吃一勺。里院住了四户人，出来进去都跟我们打招呼。大家都很亲近，不生分，不拘束。

　　老胡同大杂院的居住模式，拉近了邻里关系。院内唯一的一个水龙头在我们前院，全院七户人家在这里打水，淘米洗菜。水龙头和水池就像农村里的水井，成了小院人家拉话闲聊的地方。

　　到了冬天，院子里的水管容易上冻。里院西屋的老马头儿就跑来给水管回水。这时，他就会朝院子里喊一声：“关水啦！”如果看看没有人家用水了，他就用一根一头带叉的铁棍，伸进井底，将井底的上水管节门拧死，将回水管节门打开，将水管里的水回净。

　　这时，如果也有要用水的，便赶紧提了水壶接上最后一壶水。或者朝老马头儿答应一声：“您歇着，我来关水吧！”

　　我们前院三户人家挨得近，炒菜做饭就能聊上天。听得说你没盐了，小盐罐儿就递上来了。说声“我这儿有呀，你别去买啦！”像这样，东家借点儿醋，西家使点儿酱油什么的是常事。

　　那时做饭已经使上煤气罐，可是冬季取暖，使的还是蜂窝煤炉。年轻人的家庭，白天屋里没人，到了晚上煤炉常常就灭了火。上一天班回来赶上这事儿，是最忙乱的时候。千头万绪头一件事得把火生起来，正当你整得满屋烟雾弥漫手忙脚乱的时候，会有人夹着一块火红的蜂窝煤来给你救急。这样就不用劈柴引火了，把煤摞在那块着得正欢的煤上，煤炉子一会儿就旺起来。屋子还没暖起来，这心窝里就已经暖和了。

　　里院的东屋，姓周。老头儿说是个高级工程师，头发已花白了，已经退了休。老两口在别处另有住房，不怎么来住。在这儿长住的，是他们的儿子小周。小周的腿有毛病，好像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是个残疾人。他每天一早从二道门里推出辆手摇三轮车，然后出大门上街。他不怎么跟我们说话，我们不知他在哪里上班，只知他每晚都是五点来钟回来。见他推车从大门外回来，我们前院几家，总要上前帮他把车推到里院他家门口。

　　过节的时候，周老先生会和老伴儿一起来看小周，顺便也就住几天。东屋有三间，还有一个不小的厨房，里外院，数他们是最宽绰的。

　　有一年春节，大年初一，我们前院三家年三十睡得晚，起的也就晚，都八点来钟了，还都静悄悄地没开门。这时，听见院子里好像有人说话，我便悄悄把窗帘拉开一点儿，往外窥测。一看，是周老先生，他们老两口正站在我们当院给我们各家拜年。老两口双手抱拳，朝各家三鞠躬，然后口里说：“给你们拜年啦！祝你们新年好，万事如意。谢谢你们的关照啦！”我妻子这时也起身了，挤在我身边看这一幕。我们没换衣服，出不去，只好默默接受他们拱手拜年。

　　到了9月，大枣红了满树。打枣那天是个星期天，西屋的小刘和东屋的小陈，攀到枣树的树杈上，挥动竹竿噼里啪啦扫荡起来。劈劈啪啪，一阵子枣雨，四处蹦枣。打在头上、身上还挺疼。开始大家还满地抓枣，一会儿，就受不住了，纷纷跑到屋檐下避着。

　　里外院老老少少都出动了，澡盆、脸盆都端出来了。欢乐地捧着，捡着，手忙脚乱。大枣堆成了小山。按照一户一份的原则，每家端回了一澡盆大红枣。

　　这些枣除了送亲戚朋友的之外，剩下的照里院老住户的办法，先晾干，然后蒸了几锅。蒸过的枣子有些蜜饯的味道，吃了一两个月都没有吃完。■